扶乩 占卜方法。又称扶箕、扶鸾

扶乩 占卜方法。又称扶箕、扶鸾。
扶乩起于中国古代,最早见于刘宋刘敬叔《异苑》,时人通常在正月十五,在厕所或猪栏边迎接紫姑神,凭偶像的跳动,卜未来蚕桑。
宋代的《梦溪笔谈》亦有提及扶箕,当时迎厕神紫姑己是风尚,降神日期亦不只限于正月十五晚。
到了宋代降笔的不限于神仙、道士,也可是古代名人,《夷坚三志》壬卷三《沈承务紫姑》写召迎紫姑之法:“以箕插笔,使两人扶之,或书字于沙中。”扶箕渐成文人闲暇之事。
扶乩要准备带有细沙的木盘,没有细沙,可用灰土代替。乩笔插在一个筲箕上,有的地区是用一个竹圈或铁圈,圈上固定一支乩笔。扶乩时乩人拿着乩笔不停地在沙盘上写字,口中念某某神灵附降在身 。所写文字,由旁边的人记录下来,据说这就是神灵的指示 ,整理成文字后,就成了有灵验的经文了。扶乩来源于古代占卜问神术。人们有了疑难,就通过龟卜、蓍筮向神祈祷,请求神灵指示,预测吉凶,再根据神的指示去办事。西汉以后,产生了大量的谶纬书,道教法师们承袭其技,扶乩降笔,依托神灵造作的道教经书,在魏晋时期开始大量涌现。宋、元、明、清,占卜扶乩之风愈盛,伪托古人之作,在现存道经中占有相当一部分。纪晓岚在其所著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,记述了数十例扶乩事例。纪以为:“大抵幻术多手法捷巧,惟扶乩一事,则确有所凭附。然皆灵鬼之能文者耳。所称某神某仙,固属假托”,但他也不否认有扶乩者系“炼二话手法而为之”。
与纪昀同时的江南才子袁枚,其书《子不语》中亦不乏扶乩事,如其中名篇“关神下乩”,记叙了关帝君借由乩笔,以幽默的口吻,责备士人不够尽忠的故事。
扶箕的地点可以是庙宇,也可以是家中,清中叶名臣叶名琛之父叶志诜笃信道教,爱好扶乩,叶名琛特建长春仙馆(今应元路市二中附近),供奉著吕洞宾、李太白二仙,事无大小都要问于乩手。第一次英法联军之役叶名琛亲自扶乩,得吕洞宾语“十五日后便无事”,因此既不与联军交涉,也不防守,最后战败被俘,时人讥之“六不总督”。箕仙不单预告事情,更能与文人对唱[6]。近代文学家巴金在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中写道:“党新由于思念亡妻作扶乩,所思之事得以慰籍。如今扶乩已近失传。”
《辞源》载称:“扶乩:〔扶箕、扶鸾〕旧时迷信,假借神鬼名义,两人合作以箕插笔,在沙盘上划字,以卜吉凶,或与人唱和,籍以诈钱。因传说神仙来时均驾风乘鸾,故名。起于唐代,明清盛行于士大夫间。《红楼梦》:我在南边闻妙玉能扶乩,何不烦她问一问?”
扶乩是道教的一种问卜方法
所谓〔乩手〕,就是指帮助善信与神祇沟通的凡人。要成为〔乩手〕,一定要与神祇有缘,及经过长时间训练才可,而且要保持心境平静,斋戒更是少不了,〔飞雁洞〕的〔乩手〕更规定不可结婚。
〔开乩〕亦有一套步骤,善信要跪在坛前,招南蛳蓭熖岢鰡栴},但不用口讲,只要在心中询问,〔乩手〕就会感应仙师回覆的答案,用〔乩笔〕在指定的乩盘写出来,再由其他助手笔录记下来,当〔乩手〕停笔之时,就表示完成。
扶乩,《辞海》的解释是:一种迷信,扶即扶架,乩指卜以问疑……,也叫扶箕、扶鸾,与扶乩相似的迷信,世界各地都有。另据《中华道教大辞典》解释:扶乩是古代“天人交通”术的一种,又名扶鸾……。英文为Sciomancy或Planchette Writing意即箕占、筛占、乩占等。扶乩的最早纪录见于我国东晋时期,唐时传入日本,由日本传入荷兰,再由荷兰传入欧美各国,在日本叫做“灵子术”,西方国家称扶乩的板为“维吉板”,研究扶乩的组织叫“灵学会”,能够组织扶乩和与神交流的人称“神媒”或“灵媒”。美国前总统威尔逊生前笃信扶乩,有一次乩盘上写出了许多古代希伯来文,当时在场的人都不认识;英国著名生物学家查理?达尔文的哥哥伊拉斯马斯?达尔文坚信扶乩,经常在自己家里组织扶乩会,达尔文曾经参加了一次扶乩会,但中途退场了,达尔文的好朋友、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对扶乩虽然持怀疑态度,但经常参加扶乩会,而达尔文的另一位好友、著名科学家华莱士却是扶乩的坚决拥护者。
我国历史上,民间扶乩多在正月15日夜里,迎请紫姑神○1,卜问来年农耕、桑织、功名之事。唐代李商隐就有“羞逐乡人赛紫姑”的诗句。宋代沈括《梦溪笔谈》“近岁迎紫姑仙者极多”。宋代洪迈《夷坚志》详细描述了扶箕的情形。诗人陆游《箕卜》○2诗描述了扶乩迎请紫姑神的情形。
清顺治辛卯年(1651年)时,有个云间(今上海松江)男子扶乩。“乩仙”降临后,该男子问:仙从哪里来?乩书曰:“儿家原住古钱塘,曾有诗篇号断肠。”该男子又问:仙是何姓氏?乩书曰:“犹传小字在词场。”因为该男子不知道有《断肠集》,看见乩文有“儿家”两字,知道“乩仙”肯定是女子,便猜测道:“仙莫非是苏小小吗?”乩书曰:“漫把若兰方淑士,”该男子还是不解又问:“莫非是李清照吗?”乩书又曰:“须知清照易贞娘,朱颜说与任君详。”该男子这才恍然大悟,知道是朱淑真○3降坛,于是一问一答,“乩仙”写成《浣溪纱》等词后离去。因为该男子不通诗文,不知道朱淑真的诗作《断肠集》,所以这里“乩仙”的文采,明显高于该扶乩者,乩文由扶乩者造作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
曾有人扶乩,迎来吕洞宾降乩作诗云:“此间鸡犬亦神仙,信是桃源别有天。觉得春风都着意,绿杨如画柳如烟。”似乎仙界也一样的拥有鸡犬、春风、杨柳等人情风物,炫耀之色溢于言表。另外还有人在扶乩时,遇到谭嗣同降坛作诗:“亚陆已无华世界,轮回尚有泪汍澜。这回莫问人间世,渺渺天风送玉鸾。”谭嗣同参与戊戌变法失败遇害,死后似乎也陷入悲苦无奈的处境。
在1700年前的东晋年间,扶乩就已经进入了非常成熟的应用阶段,这样看来,扶乩存在于我国民间,应该有2000年的历史了。两千年来,扶乩的用具几乎没有变化,一般有专用的木制沙盘和三角形、丁字形乩架,或笸箩、筛、箩等,而降临乩坛的角色却随着时代变迁,有与时俱进的特点,据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○4考证:降临乩坛的一般为鬼、神、仙等角色,清末民初,“在‘同善社’降坛的有孔子、老子、释迦牟尼、穆罕默德、耶稣、拿破仑、华盛顿、托尔斯泰等等”。人们对扶乩的真假与否,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,对待扶乩的态度长期莫衷一是。另外,近年来,在一些大学校园里,流传着碟仙、笔仙、银仙、筷仙等,也是扶乩的不同表现形式,当然,早在1934年上海滩就曾经流行过碟仙。
道教、佛教与扶乩
东晋哀帝年间(公元362至365年),江东一带天师道(道教早期的分支)盛行,时任护军长史的许谧举荐能够通神的杨羲,到会稽王司马昱(后为晋文帝)府上做事,许氏世代信封天师道,他们在京都建业(今南京)设立乩坛,许谧为坛主,杨羲为乩手兼纪录人,最初的道教《上清真经》31卷,就这样出自他们扶乩之手,但后世多疑他们假托神明自己造作。至北周武帝天和年间(公元五六六至五六九年)时,有一位叫王灵期的道徒通过扶乩,增修《上清经》达到186卷,其中127卷已经印行,成为道教上清派的基本教义,可见道教历史上扶乩活动之盛。
上清派到随唐时期曾盛极一时,后来,天师道和上清派逐渐演变融合,在明朝早期发展成为正一道。正一道目前是我国道教的两大主要派别之一。
从明末开始,扶乩对我国佛教的发展开始产生重大影响。清朝中叶时扶乩对佛教的影响,出现又一个鼎盛期,各地纷纷设立乩坛。到民国初年,北京城里乩坛林立,甚至出现了专门刊载扶乩消息和乩文的期刊,当时的佛教净土宗著名高僧印光法师,和天台宗著名高僧谛闲法师、倓虚法师等,都曾经涉足扶乩。扶乩产生了大量的经卷,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,一种是对佛法的注释和批注形式,另一种是依托经名著述而实际上内容并不完全相符的。民国初年湖南邵阳县世代信佛的雷应期居士,拜读佛教乩文之后,感叹地说“不谛如来耳提面命”,强调扶乩有阐释佛法的卓越功效。扶乩对佛教的影响,一是表现在形式上,通过扶乩诸佛降临“亲宣”佛法和阐释教义,对佛教教义产生很大影响;二是佛教和扶乩出现了互相渗透、相互促进的局面。
说起民国初年的扶乩,不能不提到一件趣事。民国七年(1918年),谛闲法师应北京徐蔚如居士之邀,到北京讲经说法,当时北京乩坛很盛,曾经有白城隍(旧时城市的守护神叫城隍)降鸾自称要去听谛闲法师讲经,如果有不懂之处,还要请谛闲法师解说。后来,谛闲法师应邀而至,白城隍和关圣帝君相约如期降鸾,并对谛闲法师大加称赞,当时这件事在北京社会引起很大反响。
1945年夏初,重庆成立了国际宗教研究会,发起人为了撰写宣言,便组织扶乩,请济公降临乩坛为研究会题写宣言,曾经出任中国驻印度等国外交使节、信奉基督教的卢春芳先生,亲眼目睹并记录下济公降临乩坛题写的乩文,济公以“锺灵毓秀”为韵,题写了中英文对照的《国际宗教研究会宣言》 .
扶乩的方法是用乩笔在沙盘上写字。乩笔就是两根小木棒,钉成丁字形。沙盘是簸箕上放沙或米。进行扶乩活动时,烧香点烛,请神下凡,让乩笔在沙盘上抖动。巫师就根据沙盘上的图形说出是某词某句,根据这个词句预测吉凶。各地区各时期的扶乩方法大同小异。
宋代民间流行扶乩,以文为盛。陆游在《箕卜》诗描述说:“孟春百草灵,古俗迎紫姑。厨中取竹箕,冒以妇裙襦。竖子夹相持,插笔祝其书。俄若有物评,对不顺臾,岂必考中否,一笑聊相娱。”陆游以扶乩作为娱乐,一笑了之。扶乩的兴起与科举有关,读书人临考前心中空虚,就以扶乩祈求神示,陆游在诗中说的“岂必考中否”就是预测科举事。
古代学子以乩仙示题。《子不语》卷二十一记载了二桩偶合之事:“康熙戊辰会试,举子求乩仙示题,乩仙书‘不知’二字。举子再拜,求曰:‘岂有神仙而不知之理?’乩仙乃大书曰:‘不知不知又不知。’众人大笑,以仙为无知也,是科题乃‘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’三节。又甲午试前,秀才求乩仙示题,仙书‘不可语’三字。众秀才若求不已,乃书曰:‘正在不可语上。’众愈不解,再求仙明示之,仙书一‘署’字,再叩之,则不应矣。已而题是‘知之者不如好之者’一章。”乩仙的手法很模糊,这是其高明处。学子很会联想,以“不知”为“不知命”,以“不可语”为“不如好之”,“署”是四个“者”,这些都与考题应验了。如果实在应验不上,乩仙说的“不知”、“不可语”也算是实话。
学子还以扶乩问前程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卷四记载:“姚安公未第时,遇扶乩者,问有无功名。判曰:‘前程万里。’又问登第当在何年。判曰:‘登第却须候一万年。’意谓或当由别途进身。及癸巳万寿恩科登第,方司万年之说。后官云南姚安府知府,乞养归,遂未再出,并前程万里之说变验。”乩仙说:“万年。”可以作多种解释,遥远无期;此途不能;万岁(皇帝)开恩之时,因此求仙者必然可以与其中的一种解释巧合。纪昀对这个故事论述说:“大抵幻术多手法捷巧……所谓鬼不自灵待人而灵也。蓍龟本枯草朽甲,而能知人吉凶,亦待人而灵耳。”
扶乩还教人们如何处世,戒贪、克淫,以谨慎行事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卷十记载:“海宁陈文勤公言:昔在人家遇扶乩,降坛者安溪李文贞公也。公拜问涉世之道,文贞判曰:‘得意时毋太快意,失意时毋太快口,则永保终吉。’公终身诵之。”由此可见,扶乩有时并不全是迷信。扶乩在明代最流行。《山西通志》记载:“太原府纯阳宫在贡院东天衢,明万历年建。凡起造规划,偕仙乩布置。内八封楼、降笔楼,亭洞幽雅,俱非人思意所及。即对额皆乩笔所题,碑记乃李太白乩笔也。用醉翁亭体,文甚奇俊。”乩仙成了建筑师,李白成了乩仙,亭宇成了扶乩的产物。
扶乩术受到统治者青睐。明宪宗时,李孜省为了拉拢势力,通过乩仙说江西人赤心报国,启用了一大批亲信,顾王工以扶乩累官至太常少卿。
扶乩术用于官场上的明争暗斗。《明史·蓝道行传》记载:蓝道行以扶乩术得幸,他为了搞垮政敌严嵩,“乩仙言嵩奸罪”,世宗于是遣放了严嵩。严嵩就与道士田玉勾结,田玉擅长扶乩术,诬蓝道行,蓝道行下狱死。另一个大臣徐阶极力反对扶乩术,他对世宗说:“扶乩之术,惟中外交通,间有验者,否则茫然不知。今宫孽已失,仅非道行所致。且用此辈。孽未心消。小人无赖,宜治以法。”后来,世宗杀了田玉等人。明俞如楫的《礼部志稿》载有马文升《复奏四事疏》:“宜令各该巡城监察御史及五城兵马司并锦衣卫巡捕官逐一搜访,但有扶乩祷圣驱雷唤雨捉鬼耳报,一切邪术人等及无名之人,俱限一月内尽逐出京。”可见,扶战术已经对社会发生很大危害,不然,马文升怎么会如此郑重地上疏?
清代有扶乩世家,以扶乩为业。《子不语》卷二十二记载:“乾隆丙午,严道甫客中州,有仙降乩巩县刘氏,自称雁门田颖,诗文字画皆可观,并能代请古时名人,如韩、柳、欧阳、苏来降。刘氏云:‘有坛设其家,已数载矣。’中州仕宦者,感敬中信之。”
在现代,人们认为扶乩术有很大的欺骗性,焚香设祭,给人一种肃穆的感觉。根据沙盘纹路就断言是某种词句,以之预测事物是没有科学依据的。解放后,政府取缔了扶乩术。
扶乩要准备带有细沙的木盘,没有细沙,可用灰土代替。乩笔插在一个筲箕上,有的地区是用一个竹圈或铁圈,圈上固定一支乩笔。扶乩时乩人拿着乩笔不停地在沙盘上写字,口中念某某神灵附降在身 。所写文字,由旁边的人记录下来,据说这就是神灵的指示 ,整理成文字后,就成了有灵验的经文了。扶乩来源于古代占卜问神术。人们有了疑难,就通过龟卜、蓍筮向神祈祷,请求神灵指示,预测吉凶,再根据神的指示去办事。西汉以后,产生了大量的谶纬书,道教法师们承袭其技,扶乩降笔,依托神灵造作的道教经书,在魏晋时期开始大量涌现。宋、元、明、清,占卜扶乩之风愈盛,伪托古人之作,在现存道经中占有相当一部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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